商周玉器逐渐由新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的祀神，发展到为奴隶社会制度服务的祀礼，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在礼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还是祭祀的象征物和对武功的炫耀。这使得商周时代的玉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写实意义。工匠们在碾琢刻画时，决不能逾越礼制的模式，同时也随着礼制的绝对权威而达到极致。

3.人格化的春秋战国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觉醒超越了对神的崇拜，相应地此时玉雕艺术的创作便从对神的敬畏尊崇，走上了自觉表现人的道路。审美意识的中心也从早期的娱神，逐渐转移到娱人。玉器已突破旧时不能买卖的戒律，开始作为商品广泛出现。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西周以来产生的人格化的“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儒家思想借助于玉的自然属，强调玉的本质主要不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重在表现人的一种高尚的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确立。

这一时期随着尊神敬天观念的动摇，春秋战国时期的玉质兵器明显减少，祭祀用的礼仪器也日渐衰落，玉器造型摆脱了商周时期严谨规范、形制雷同的倾向，构思巧妙、大胆，富于变化。即使是制作同样的观念动物，这时制作较为自由奔放，形式更加奇妙美，工匠们的思想，技巧得以充分发挥。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玉器在战国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甚至必需品了。《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确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可以说此时佩玉的兴盛，并不只是对玉本身的欣赏，而更重要的是对物化了的自我人格的欣赏。使得玉器强烈地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许多玉器都有寓意象征，往往借助于造型、尺寸、色彩或纹饰来象征喻示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观念。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对玉的解释和推崇，使神秘并具有宗教、政治礼仪色彩的玉器又戴上了“品行高尚”的桂冠，人们以佩玉为荣、为美、为时尚。玉器一扫以往古拙庄重的风貌。

此时的玉器工艺达到非常致的程度，布局井然有序，边角方圆适度，各种细微纹饰交待清楚，线条遒劲有力，转折自然。春秋战国玉器在继承传统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其深蕴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应当是先于、高于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4.迷信化的汉代玉器

汉代崇尚道教、玄学，王公贵族祈求生不死，渴望得道成仙。玉器的社会功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商周以来的祖先崇拜、礼仪规范及道德教化，变成了联系超越生死，联系神仙与现实人间的桥梁。在这种神雾迷漫，仙气缭绕的环境里，汉代玉器采用了写实与夸张并行的创作手法，将想像中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仙人生活与现实中的有生活气息的人间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批气势非凡、绝伦并富有梦幻色调的艺术佳品。工艺更加成熟，一些的玉雕神兽，风格自由奔放，人、兽、神相互统一，并能友好往来的浪漫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玉器在汉代以后被神化到了顶峰，其社会功用也进一步扩大延伸，并在理论思维上日趋迷信，认为玉是山石之，吞食可以长寿，敛尸可以不朽，佩戴可以避邪。《抱朴子仙药篇》载：“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汉书杨王孙传》载：“口衔玉石，欲化不得”。葛洪《抱朴子》亦载：“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汉代出现了大量的葬玉制作，如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

在玉器造型上，汉代工匠往往采用高度概括、舍弃细节的手法，注重整体效果，表现或把握对象的神韵、气势和象貌。汉代玉器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镂空器物明显增多。汉代玉器对线的运用达到了如火纯青的程度。工匠们巧妙地采用了委婉优美、浪漫飘逸而又刚柔相济的细线条相互搭配的手法，创作出一幅幅神奇瑰丽、疏密有致而且健壮饱满、洒脱奔放的艺术画面和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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