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他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常安说的话是答非所问的。

“我在难民医院工作时遇见过一个男孩子，七八岁，又干又瘦，从来不说话，后来才有人告诉我，那是日本侨民留下的孩子。

他母亲在医院难产死了，爸爸不知所踪，只剩他一个，”常安讲到这里，哽咽住深吸几口气，眼里有冰亮的泪雾。

“我见他每日被人不断地侮辱，打骂，他渐渐不说话……有个晚上被人发现他掉进河里淹死了……””

常安抹掉脸上的泪，“推他的人我们都知道，可怪不了她。那人原先有个女儿，死时受了好大的折磨，被日军强暴，拉来医院的时候，身上捅了十几刀……”常安吸了鼻子，“肚子被剖开，肠子都流出来——”

余笙受不了了“别说了!”

她眼角发红地扯了绢帕盖住半张脸，自己与血胎剥离的那种无力和心痛，不管用什么语言去形容都事苍白虚妄，不及万分之一,常安明晰的眼泪流淌在脸，她感到寒冷得抱紧双臂，极其苦涩。

看着远方天空的暗色，摇了摇头，哑声：“我不能让我孩子以后受苦。”

余笙拿自己被泪浸湿的帕子又去给她擦脸：“没孩子也好，自自由由的……”⒳γцzⓗáīωц➋.coм(xyuzhaiwu2.com)

临走前，常安知道不能去送他们，拉住她的手：“到了能报信就报个信，我想知道你们平平安安的。”

余笙含泪点头，两人的手缓缓从手掌再到手指分开了，这一别，不知再聚是何时。

余笙和劳尔撑着伞出来，烧着煤油灯立在门沿，目送常安和藤原桥相拥着渐行渐远，风雪把他们相携的背影映衬的苍白葱茏，脚印被雪覆盖，痕迹渐渐在小路上消失。

余笙走了。

藤原桥每日依旧尽早回家陪她吃饭。她再上班时才知仁济已经被日本人接管。秦饶玻璃珠般的眼睛水蒙蒙的，眼圈也红肿，是已哭过几回合，她去院长室报到，沙发上坐着好几人，老院长和副院长却都站着，院长无奈地对这些闯入者保持着礼貌，也尽可能平静地跟常安宣告：“这是仁济的新任院长。她是胸外科的主治医生。”

常安和沙发上穿西装的方块胡子男人过了礼打算离开，对方发现她听得懂日语，便叫住问她是不是日本人，她束手淡淡道；“只是在日本读过书而已。”

若说起这些变化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香港被日本攻占的当天，常安便立马给常子英发去了电报，却石沉大海。

藤原桥已经不会瞒她，该说的都说，日本意图点燃全世界的战火，香港已经投降。圣保罗教堂被日军强行闯入那天，教堂从楼上摔死了个叫昌吉的女孩儿，而常安也在场。她看藤原桥的眼神首次沾染上疏离，在家变得少言寡语，她对这战争的持续扩大、昌吉的死亡，另带香港常家所有人的生死未明感到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