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应该是在晚上11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儿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儿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点儿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儿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着，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儿。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是个话不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会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的，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着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两下通了。

“赶紧到刑警队来一下。”我劈头盖脸地说。

“什么？”

“赶紧来一下，有急事！”我的语速飞快，趁着她还没有辨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来，出门走向档案室，心想，她一定得出来。离档案室还有三四米，她果然上当了，似乎脚步还挺焦急，我迎了上去。

“我来找当年案子的档案。”我说。

她转脸看看我：“哦，是马路啊。”她认出我来了，“现在要？”

“嗯，挺急的，怎么，你要出门？”

她面露难色，犹豫着该先做什么。

“什么事儿？”

“刚刚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趟楼下。”

“没事儿，你去吧，”我大度地说，“我在这儿等你。”她仍然在犹豫。

“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着。”

她想了一会儿，作了决定：“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我马上回来。”

这铁架子上的档案一摞一摞，横杠上贴着编号，这些编号以数字开头，1997、1996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归档的。只得从中间开始，随便取出一本，上面登记的是2002年的一起盗窃案，然后我走到左边再拿出一本，是2003年的案子，我估摸着是按照常规，以年代来编码的。

调查刑警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应该是在最外面。我不得不返回来，一本本翻看最新的档案袋。查了一遍，居然没有。我有点儿纳闷，突然意识到一个浅显的问题，刑警队自查的档案会不会不留在档案室里？这是个方向性错误。

没准儿他们什么也没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所有的笔录都还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但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病急乱投医，我有些丧气，心里想着很有可能是一阵白忙。我走回门口，转头又看见窗户旁还有个小铁架。

小铁架上也放着一堆文件。信封比架子上的那些要小，我看看门外，然后走了过去。迅速地取出一件，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内参两个字，我一阵欣喜，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要找的文件，全放在这儿呢。内部自查的档案，一定也在里面。我按照档案上的标题往下翻着，看到一个标题为“刑警队成员情况汇总”的纸袋。打开看了几页，是了，就是这玩意儿，我拿出手机，然后一页页往下找闫磊的名字。

时间差不多了，做坏事的时候，心总是跳得很快，那个小姑娘发现电话的诡计，很快就会回来，我面对着大门，眼睛一边看着手里的资料，一边紧盯大门，耳朵还竖得直直的。翻到最后一页，也没发现闫磊的资料，我正琢磨着，这闫磊的怎么就没有呢，突然背后有人重重拍了我一下。

“你在干吗？”身后传来一个粗壮的男声。

我回过头看，一个中等个儿平头站在身后，皱眉看着我，脸熟，但我叫不出名字，好像是治安大队的。档案架高，且堆得密密麻麻，刚刚翻看查找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更深处还有一个正在查资料的人。

“我来找点儿东西。”我脸上堆起了笑，“吓人一跳，还当谁呢！”

他依然看我，似乎在等我说下去。“还不是那起案子，忙到现在，没个头绪，闫磊让我来把当年的资料调出来。”

“那应该是在最里面。”

“哦，是吗，难怪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正说着话呢，那个姑娘气呼呼地回到了档案室。

我正好借此脱身，朝着门口走去：“回来了，帮我翻点儿资料。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姑娘气儿还没消：“别提了，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们说错了，根本没人让我下去。”

“是啊？”我假装吃惊，“没准儿弄错了，也没准儿有男的暗恋你。”我边说边笑，这笑话很冷，他俩都无动于衷。

“什么事儿？”那个中年男人还在，我只得把闫磊让我来找资料的谎言再重复一遍。

“哦，等着。”姑娘没有深究，嘴里却在嘟囔着。她转身走了进去，消失在高高的档案架后面。中年男人也没有怀疑，冲着我笑笑，然后出了门。

姑娘的脸一直侧对着我，虽说不是故意监视，但我要是还想拿那内参估计挺玄。我得另外想个法子。

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走了出来，放在我的面前：“刚刚下去的时候他也不说。”

“啊？”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刚刚下去的时候碰着闫磊了，把我训了一顿，也没说要调档案的事儿。”

“没准儿他忙！”我伸手去接信封，打开来翻了几页。是了，就是当年警察调查的所有的资料，但是不全。“这是全部？”我问道。

“当然不是，这只是类似的目录，这案子上下都很重视，当年挺轰动，所以特地找人整理了文档，因为资料太多，所以还弄个索引之类的玩意儿，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要想具体了解细节，你看你要哪部分，我再进去拿，不过我也不是很熟，那时候我还没来。”

姑娘嘟嘟囔囔地解释着，我继续看着手上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不是重点。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姑娘又问，“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能破案？”

“不知道，现在还没什么头绪，”我实话实说，仍然低头假装在看资料，然后加了一句，“你怎么想？”

“什么我怎么想？”她好奇地看着我。

“对于这案子。”

“我能怎么想，我又不查案。”姑娘笑笑。

“我是说，关于局里在查刑警队的事儿，你怎么想？”我没绕圈子，直奔主题。

“有这事儿？”姑娘惊得不轻，这消息还没传到她这儿来。

“你不知道啊？”我欲擒故纵地反问过去，把她的胃口彻底吊起来了。

“我真不知道，”她显得有点儿担心，“怎么个意思，怀疑是刑警队里的人干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刑警队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接下去肯定得把范围拉得更大，系统内部的。”我加重了语气。

“这么说，怀疑是自己人干的？不会吧？”姑娘嘴张得可以塞得进一个鸡蛋。

“万事皆有可能。”我心里觉得她的反应有点儿好笑，不过也很正常，起初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愣了好一会儿。

“谁？那多可怕，没准儿我和他还天天一起上下班？”

“没准儿还一起吃过饭。”我越说越玄乎，她已经被我蒙得差不多了，“你有怀疑人选没？”

“这事可不能瞎说。”姑娘还算冷静，压低着嗓子回答道。

“那也是，都是同事，就算不认识，但都是穿警服的，这也让人不舒服，照我看应该弄个匿名的举报电话。”

“弄这招也不妥，谁知道会传些什么东西，谁知道匿名电话里会瞎说些什么。”